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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以用權心得體會：“嚴以用權”關鍵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講話中，不斷深化和豐富了嚴以用權的內涵,明確指出“嚴以用權”，“就是要堅持用權為民,按規則、按制度行使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權、不以權謀私。”要切實做到“嚴以用權”，我認為，首先要解決如何看待權力，如何樹立正確權力觀的問題。
　　  一、權力的來源和演變
　　  從哲學角度解釋權力，權為衡器，權力，是平衡的力量、平衡的能力。權力有三個屬性：公權（政府）、私權（市場）和共權（社會）。相互之間相互制衡，以正向運作。
　　  馬克斯.韋伯認為，“權力意味著在一定社會關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志的任何機會，不管這種機會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
　　  帕森斯則認為，“權力是一種保證集體組織系統中各單位履行有約束力的義務的普遍化能力”。
　　  福柯認為，“權力是各種力量關系的集合”。
　　  喬.薩托利認為，“權力是發號施令，國家權力依靠合法的暴力壟斷而發號施令。權力，至少是政治權力，一般與強制與可強制性，懲罰與可懲罰性有關。”
　　  一般而言，權力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權力是指某種影響力和支配力，它分為社會權力和國家權力兩大類。狹義的權力指國家權力，即統治階級為了實現其階級利益和建立一定的統治秩序而具有的一種組織性支配力。從這一點出發，權力基本上可以分為公和私這兩大界別。從私的方面來看，私的權力是存在于私的領域之中。比如說，這種私權運行于家庭、親戚、朋友之間等，所謂私事。我們說還有一種權力是公權，存在于公共的領域，運行于團體、階級、社會和國家等方面。把權力做公權和私權的分析以后，我想我們就很清楚，我們今天講的權力、我們今天所研究的權力，或者說政治學領域研究的權力的核心問題，主要是公權的問題。
　　  談到權力，縱觀歷史，權力的來源大概有以下幾種說法：
　　  一是強力說,或稱暴力說、霸權說。認為國家權力是某些個人(領袖人物)及以之為核心的集團憑仗強力開創、爭奪而形成的。“勝者為王;或曰“中原逐鹿,捷足先登者得之”;或曰“吾乃馬上得天下”(劉邦語);或曰“打江山,誰打得江山誰坐江山”……他們這里說的不僅指各具體的國家政權權力的取得方式,推而廣之認為是權力形成的普遍規律,認為權力的本源就是強力、暴力、霸權。
　　  二是天意說、神授說。認為國家權力是“上天”或某最高神授予某些個人的,這些個人本不是人,是“天子”、下凡的“紫微星”或其他什么神的化身或代言人。他們受命于天、于神。天意不可違,神力不可抗,爾等民眾只能俯首貼耳拜倒于國家權力腳下,若逆反不從,當得王法加身,還該天誅地滅。如此這般,當權者可以江山永固,高枕無憂;造反者也可借此說聚集民眾,被擁立為王,奪取國家權力。
　　  三是祖傳世襲說。認為現政權之權力及從歷代祖宗、圣賢沿襲而來,“祖制不可改”,“祖宗之法不能變”。若問其祖宗十八代前的“始皇”、“高祖”、“太祖”、“太宗”的權力又為何來,則多半仍回到“強力創建”說,或“天意神授”說。
　　  四是民意(民授)說、社會契約說。它們主要是在反對封建專制權力和神權統治的斗爭中提出和發展完善的。萌芽于歐洲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形成于稍后的格勞秀斯、斯賓諾莎等人的著作之中;而使之系統化和規范化的則是洛克、霍布斯、孟德斯鳩、盧梭、羅伯斯庇爾等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革命家。這些人的主張雖各有差異,但基本精神大致相同。認為:人生而享有權利,權利乃自然形成,即所謂“天賦人權”;人們為了保護和實現自我的自然權利,也為了社會的安全與和諧,自愿(通過契約)放棄、轉讓部分權利而建立國家,形成國家權力。“國家一切權力來自人民,屬于人民”(美國“權利法案”)。以上觀點和理論成為迄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幾百年來的基本指導思想,對其他國家也有著重要影響。
　　  五是社會實踐說、階級斗爭說。此說并不一概反對“民意說”,而贊同國家權利應源于、反映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只是認為人是具有社會性(而不僅是自然屬性)的;在階級社會人都分屬于不同的階級。國家權力只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在民意或階級意志怎樣形成為國家權力問題上,則反對契約說,而主張是階級斗爭的需要和階級斗爭實踐的結果。某個或某些階級的先進分子、先行者及由他們組成的政治集團,通過階級斗爭實踐而歷史地、自然地成為本階級最權威的代表者,他們奪取和掌握的國家權力,因而被認為是該本階級全體或大多數人民意志的體現。他們大多也很看重強力在權力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主張暴力革命,“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只是認為那是階級的暴力。以上大致就是馬克思主義權力觀。
　　  綜上所述，權力，就是掌權者行使著權所具有的力量，能把自己的意志、要求施加于其他人。這表現為影響、支配、制約等行為方式。因而，權力具有強制性，不服從的就要受到一定的懲罰。
　　  二、樹立正確的權力觀
　　  正確的權力觀要建立于正確的世界觀的基礎之上。馬克思主義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世界觀。我們認識權力也要從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出發來認識馬克思的權力觀。在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引導下，我們共產黨人的權力觀就是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因而，共產黨人要用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來塑造我們的權力觀。掌握權力不是為了個人或少數人謀利益，掌權者的人生意義和價值性在于為人民服務。《憲法》專門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這就強調權力屬于人民、權力為了人民、權力利于人民、權力受制于人民。　
　　  一要樹立權力就是責任的觀念。權力是人民賦予的重托，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責任。如果把權力錯誤地當成私有財產和利己工具，而忽視權力的公共性、服務性等本質特征，就必然導致濫用權力，使權力發生“異化”，導致腐敗。各級領導干部要樹立強烈的責任意識，經常想一想“當干部應該做什么，將來身后留點什么”、“為誰掌權、為誰服務”等問題，任何時候任何情況都不能忘記，手中權力凝聚著黨組織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
　　  二要樹立權力就是服務的觀念。這是由我黨的性質、宗旨決定的。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黨唯一反映、表達、體現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因此，黨歷來教育自己的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手中的權力只是用來為人民服務的，絕不能利用職權和職務之便謀取私利。然而，有的黨員領導干部將手中的權力“私有化、商品化”，忘記了自己的公仆角色、服務職責，到頭來跌了跤，個別的甚至受到黨紀國法的嚴懲，教訓十分深刻。領導干部必須增強公仆意識，自覺擺正同廣大人民群眾的關系，自覺把基層群眾的安危冷暖時刻放在心上，多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這樣才能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愛戴。
　　  三要樹立權力就是奉獻的觀念。有的黨員干部片面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強調奉獻已經過時了，是“不尊重個人價值”，甚至把商品等價交換原則引入黨內政治生活中來。這種認識顯然是非常錯誤的。我們的黨員干部，一定要把人為什么活著這個問題弄清楚。如果只是為自己、為家庭而活著，那個意義是很有限的、很低級的。只有為國家、為社會、為民族的利益奮不顧身地工作，毫無保留地貢獻出自己的聰明才智，這樣人生才有真正意義，才是光榮的人生、閃光的人生。為此，黨員干部一定要正確處理奉獻與索取的關系，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立志做大事，不立志做大官”，把為黨和人民多作貢獻作為人生追求。
　　  四要樹立權力就是表率的觀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實踐表明，干部廉潔勤政，抓工作就有說服力和號召力。要弘揚焦裕祿精神，學習楊善洲等先進模范，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樹立為民務實清廉的良好形象。這樣才能用好權力，發揮權力的最大效應，更有效地實現“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
　　  五要樹立權力就是秉公的觀念。黨員領導干部應該怎樣行使權力？答案只有一個：按法規制度辦事、為人民用權。因為這些權力從根本上說是人民賦予的，黨和國家把你放在這個位置上，就是讓你用來履行職責、為群眾服務的。哲人說得好，“權力是把雙刃劍，既可傷人，也可傷及”。所以必須秉公用權、嚴于用權、謹慎用權，這既是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保護干部自身的現實需要。要銘記“公權不私、私用即盜”，不能把公權力與私權力相混淆，特別不能把公權力當做尋租的籌碼，不能把權力當成自己的私有財產，以權謀私、以權枉法，不能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要嚴格按照黨的原則和法規制度辦事，看問題、辦事情公道正派，堅決反對只講面子、不講真理，只講感情、不講原則，只講關系、不講黨性的不良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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